近代墨学的复兴和研究（1840-1918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在其后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墨学的历史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即在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沉寂、衰微之后，墨学开始被有识之士和社会精英所重视，逐步走向复兴和繁荣的发展道路。

   墨学在近代复兴的主要标志有三：(1)经过研究家的校勘、训诂，《墨子》始成为可读之书；特别是对《墨子》书中最深奥、最错乱的《墨经》部分，不仅进行了全面剔抉爬梳，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墨子和《墨子》，一改长期遭受冷落、贬斥的命运，得到了研究者乃至学术界的普遍的赞扬和推崇。(3)涌现了一批墨学专家，出版了54种有关《墨子》的专著和校著，发表墨学论文81篇。其著作数量比秦汉以后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以往两千年决不可同日而语。完全可以说，墨学之成为一种学问，应是始于近代。

   一、墨学在近代复兴的原因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兴盛和衰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条件，而且还有不受任何外在偶然因素所影响的内在因素。墨学也不例外。墨学在近代的复兴，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的合理的内在因素适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过程。在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首要任务的时候，传统的占官方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越来越不能独力承担起这项艰巨任务，于是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不仅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而且也投向了几千年来备受统治阶级排斥、压抑的社会下层文化——墨学。通过对儒学与墨学、中学与西学的对比和反思，人们重新认识了墨学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地位。

   墨学复兴的具体原因，则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区别：

   (一)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甲午战争(1894年)，以自我文化中心为特征的“西学中源”说成为墨学复兴的主要驱动力。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汹涌东渐，逐步粉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和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和鼓吹“西学中源说”。

   (二)甲午战争后，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洋务运动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救亡不仅仅在于掌握和使用近代先进的武器，而且更在于重塑国民的人格精神。事实证明，传统儒学的“修齐治平”已不能独立承担这一使命，而墨家的“摩顶放踵利天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救世之患、急人之难的人格精神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受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一致推崇。时代召唤墨家精神的再现和弘扬，极大地促进了墨学研究和墨学复兴的进程。

   (三)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为墨学的研究和复兴提供了新的动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反对以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汲取西方的近代精神，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建立一个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系统。近代精神指自由民主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宗教伦理精神。这些精神在传统儒学中比较欠缺或者根本不具备，而在墨家学说中则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印证。所以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与儒学分道扬镳而归于墨学。

   二、近代墨学研究

   近代墨学研究是墨学第一次复兴和繁荣时期，根据历史发展和墨学研究的特点不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第二阶段，即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大致结束。

   (一)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墨学研究

   这个阶段是墨学复兴的起始阶段，其研究特点是，墨学研究者以西学为镜，把西学比附于墨学，不断发现墨学与西学的相通之处，从而不断挖掘墨学的价值。这种文化心态是，墨学研究者在西方侵略不断加深、天朝上国文化优越感被逐步打破的情况下，或由于对西学的一知半解，或由于为减少封建顽固派的阻力以宣传西学，于是以研究墨学为契机，宣传“西学中源说”，造作出许多亦真亦幻、荒诞不经的神话，以此满足中国人的自尊需要，表现出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幼稚心态。

   近代首倡“西学中源说”的人士是广东南海人邹伯奇(1819—1869)。他通过对西方科技与《墨经》的比较研究，断定“西人天算未必本之和仲，然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

   王运、张自牧、皮嘉继邹氏之后推波助澜。王运说：“释迦、耶稣皆无位而奉为圣师，墨学之赐也。”张自牧分析更详：“其教(基督教)以煦煦为仁，颇得墨氏之道。耶稣二大诫：一曰：全灵魂，爱尔神主，即明鬼之者也。凡欧罗艺术文字皆著于〈经上〉之篇，以此知墨子为西学之鼻祖也。”著名维新派人士黄遵宪说：“以余讨论西法，其立教源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神也。”他还说，西人擅长器械之学，源出于墨家的备攻、飞鸢之术；西学精通物理，源于《墨经》上、下篇，甚至认为“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其他学人如薛福成、郭嵩涛等人也持类似见解。

   这一时期，对《墨子》的校注和训诂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要研究《墨子》，首先要读懂《墨子》，这就要做《墨子》的校注、训释工作。这项工作经清初傅山注《墨子.大取》开始，中经汪中(1745—1794)、卢文〖HT5，7〗弓召   (1717—1796)、毕沅(1730—1797)、王念孙(1744—1832)、孙星衍(1753—1818)、张惠言(1761—1802)、王引之(1766—1834)、俞樾(1821—1907)等人的整理，最后到孙诒让(1848—1908)著成《墨子间诂》，取得重大成绩。

   孙诒让为清末古文经学家，他依据道藏本《墨子》、毕沅校本、明代吴宽写本、顾广圻校本、日本刻本等，并参考了毕沅、苏时学、王念孙、王引之、张惠言、洪颐煊(1765—1833)、俞樾、戴望等人的注释，著成《墨子间诂》。该书共十四卷，包括〈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俞樾说此书“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认为，“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苏时学)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他盛赞“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二)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墨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以实践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研究墨学立足于现实，其目的在于创造未来，而不再是那种狭隘的由于文化心态失衡而引起的心理补偿需要。二是逐渐扬弃“西学出于墨学”的虚幻之说，以新文化心态反思传统，接受外来文化，并寻找二者的相通之处，以古化今，试图从传统中寻求与近代世界同构的结合部。

   首先，这一时期，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对墨学给予极大的关注，撰写了一批论著，大力宣传和弘扬墨家的精神。他们都大力推崇和颂扬墨子，以墨家的人格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变革社会、挽救国家的精神支柱。

   梁启超幼而好墨，自称“墨学狂”，他认为墨家“轻生死、忍苦痛”的武侠精神可以挽救中国的衰亡，断言“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谭嗣同说：“我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生命，以为专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他不仅是墨家精神的宣传者，而且更是这种精神的勇敢实践者。戊戍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慨然赴刑，英勇就义，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正来自墨家的牺牲精神。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高扬墨家精神，并以此作为推翻清朝帝制的精神动力。1905年，资产阶级

   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发行，卷首列古今中外4位伟人肖像，墨子与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墨子被尊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孙中山对墨子的“兼爱”推崇备至，认为中国“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章太炎十分推崇墨家道德，认为“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其次，他们对墨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其杰出代表当推梁启超。

   梁启超于1904年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丛报》分期发表《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就墨学与诸子之学、墨学与西学进行了全面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崭新观点。梁启超认为，在中国诸子之学中，杨学(即提倡贵生为我的杨朱之学)为祸甚烈。杨学“为我”，墨学“兼爱”利他；杨学重己，墨学则为天下；杨学“贵生”，墨学“轻生死”。“今举中国皆杨也。……杨学遂亡中国。”对于儒学，梁启超认为，儒学“爱有差等”与杨学之重“身之发肤”有千丝万缕联系，儒学杨学虽势不两立，但二者却有相通之处。儒学与墨学也有重大差别。他说，墨学的纲领，“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孔子也讲泛爱，但孔子所讲的爱“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处”。“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国’的观念，既已有个‘己’，自然有个‘他’相对待；‘己’与‘他’之间，总不能不生出差别，所以有‘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如果当“己”与“他”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就要“损害他身以利己身”，“损害他家他国以利己家己国”。

   梁启超对墨学和西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1)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相通。他说“平等无差别之普及于一切人类，泰东之墨子，泰西之耶稣，其所宣示之爱说，皆属此类。”

  (2)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相通。梁启超认为《墨子》中包含“民约论”思想，墨子思想与霍布斯极为一致。他说：“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洛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士为优，而精密不逮卢、洛二氏”，如墨子所说“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为天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布士、卢

   梭的思想十分相似。但他又对墨子与霍布斯的思想作了区分：“今墨子民约之精神，果与霍氏一辙乎，是不可不深察也。墨子所以欲举万民以法天子者，以为天子固天下之仁人也。”他认为墨子所主张的是贤人政治；而霍布斯主张的则是法治政治。(3)墨家理想与社会主义相通。梁启超认为，墨学与先秦诸子之学不同，不同点在于其根本精神与西学相类通：“墨子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其言曰：‘天下无大小同，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曰：‘视人国若视其国，视人家若视其家。’举国界家界尽破之，而一归于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

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墨学研究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辛亥革命后，延续到“五四”运动后一段时间。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和内容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这一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猛烈地批判了儒家封建思想文化，进一步肯定了墨学和墨家精神，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关注和研究墨学。他们大力推崇墨学和致力于复兴墨学，其目的是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的生长点，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当时陈独秀为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权威，但他对墨学心驰神往，把墨学奉为国粹，认为“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奈何为孔孟所不容何.”鲁迅十分推崇墨家精神，在《非攻》、《铸剑》这两篇小说中，分别塑造了救世奋斗、以苦为乐的墨翟和具有强烈墨家精神的黑衣人侠客形象，认为只有这些墨家人物才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人，才是中国人的脊梁。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也尊墨批儒，试图把墨学的“兼爱”思想与西学中的平等思想融合起来，以求在消灭贫富贵贱等级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兼爱”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