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期的墨学研究
20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这半个世纪中，墨学研究由前三十年的沉寂转入本世纪的再度复兴，墨学研究硕果累累,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足可载入史册的事件。
一、1949-1978年的墨学研究
1949年——1978年三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国内共出版各类墨学书籍著作52种，发表各类墨学论文397篇；
这些著作和论文多是研究墨家的哲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约占60%以上）。其中栾调甫的《墨学研究论文集》是二三十年代已发表论文的结集；胡征和周慕白分别出版的《墨子救宋》是历史故事；吉联抗、朱伯山昆、芦获、吴则虞出版的小册子分别是对《墨子》中一篇或几篇原文进行文字上的注释和翻译。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1956年版）、任继愈《墨子》（1956年版）、高亨的《墨经校诠》（1958年版）、汪奠基的《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1961年版）和陈奇猷的《墨子的科学》（1963年版）等。其中任继愈的《墨子》、高亨的《墨经校诠》和詹剑峰《墨家形式逻辑》堪称这时期墨学研究的力作。
任先生《墨子》一书篇幅14万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方法来研究墨学的成功之作。三四十年代的墨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得并不准确和娴熟，因而研究结论不够科学，往往主观武断，带有很大片面性。如有的肯定过多，看不到局限性；有的否定过多，甚至全盘否定，看不到墨子学说中包含的真理性因素。任先生则努力做到辩证地分析和整体上把握墨子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墨子是公元前五世纪末中国的伟大思想家，”“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正当愿望”，“一生为改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而斗争”，并“指出了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创立了艰苦力行、求真理、爱和平、有组织、有纲领的学派。”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墨子思想的矛盾、错误和历史局限性。例如他指出墨子和墨家“是由当时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上升为士的，”因而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墨子和墨家不是革命派，而是改良派。由于墨子总是把王公贵族与劳动者的利益混在一起，因此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不免流于空想，甚至适得其反。如“墨子所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战争，”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他“把战争的起源、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都归结为道德品质问题，”“在客观上却支持了当时的世袭贵族的社会制度”。又如“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固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庶民阶层的利益，想要吓一吓当时无法无天的贵族统治者、王公大人，但这种主张常常吓倒了当时缺少知识的广大人民，”使他们“不敢萌生任何反抗的念头。”
高亨的《墨经校诠》（1958年版）和谭戒甫的《墨辩发微》（1958年版）是这时期少有的墨学研究成果。杨向奎认为“这两部书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墨经最有成就的书”。
高亨是著名 的古文字学家和训诂专家，他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又非常严谨求实，钩沉爬梳，匡正谬说。首先他几乎解决了《经》和《经说》的联系问题。由于《墨子》版本的驳杂，文字脱漏错讹比比皆是，如何把古奥难懂的《经》和《经说》进行准确连接，就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前人解《经》多有意改之处，先生力避此弊，常以《经》、《说》互校，从而启疑。其次，高亨尽管没有专攻过自然科学知识，但他凭借古文字学的优势，对各家之说进行卓有成效的质疑考证，对《墨经》中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条目的解释。
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又是一个重要墨学成果。此书定稿于1953年10月，1956年出版。第一，他按照现代逻辑教学大纲的顺序，把墨学形式逻辑分作六个部分：一、明辩（即逻辑的对象与意义）；二、言法（思维规律）；三、立名（概念论）；四、立辩（判断论）；五、立说（推理论）；六、辞过（谬误论）。通过这一体系，他认为墨子“总结前人的思维经验，构成了思维法则，”B197“墨子的形式逻辑，其系统是分明的、一贯的、相当完整的，”“即放在世界的逻辑史上，亦可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并列而无愧色。”
第二，詹剑峰把《墨子》全书都当作他构建墨学逻辑体系的材料，因为他反对把墨家分为前期后期，不承认《墨经》系由后期墨家所著，认为《墨经》亦基本是墨子自著。在此认识基础上，他“综合《墨子》全书，融会贯通，整理成一套规模初具的形式逻辑。”B199
第三，詹剑峰对墨家形式逻辑的缺点进行了分析。从局限性看，墨子由于所处时代“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他的眼光，满足于常识习用的思维形式，所以他在逻辑上的成就就只能是形式逻辑。”还有墨子形式逻辑关于论式方面，不免简略。例如推论式，“墨子就没有明确的论述，更谈不上周密。”此外，《经下》后一部分所采用的立论形式，如“杀犬非杀狗”、“牛马之非牛”等，“标奇立异，耸人听闻，使人有诡异之感”。
二、1978——2000年的墨学研究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墨学又再度复兴，其主要标志是成立了由党和国家支持的地方和全国级的研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内国际大型学术研讨会，建成了墨学研究会议中心和墨子纪念馆，收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墨学研究成果。
（一） 墨学再度复兴的原因。
首先，墨学在20世纪末期再度复兴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时中国社会也处在亘古未有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基本任务当然不同于近代中国，但在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都十分相似。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亡，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挨打，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科学的不发达，因而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比较缺乏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于是从地主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称赞和提倡墨学。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总结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形成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占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概括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偏废等。而墨学研究者恰恰从古老的《墨子》一书中发现了与邓小平理论的许多相通相似之处，从而对墨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墨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暗相契合，这是墨学再度复兴的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
其次，这时期的学术氛围也为墨学复兴提供了条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倡思想解放，鼓励人们大胆地探索问题，“双百”方针得到贯彻落实，于是出现了学术繁荣的局面。墨学之再度复兴，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大气候”。
其三，对墨子里籍的探索和确定为墨学复兴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山东省和滕州市之所以成为墨学再度复兴的发源地，主要是由于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先生考证墨子里籍在今之山东滕州市，并且这一结论得到张岱年、任继愈、蔡尚思、杨向奎等中国学界前辈的认可。以墨子里籍确定为契机，张知寒把弘扬墨学与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倡导世界和平相结合，提出了墨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既为墨学复兴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又得到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依托山东大学和滕州市，遍请海内外墨学专家参与，争取中央和省市县四级政府支持，先后组织成立了山东省墨子学会、中国墨子学会和山东墨子基金会，从而导引墨学研究进入了两千多年来有组织、有领导、海内外专家协作共进的新时期。
